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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这步工作，其心思必须是综合的、上提的。

释法与续造法的性质不能混同，因而法律解释不同于后三种方法。但这是一个需要验证的假设，因为硫酸可能在这次使用中正好不是作为武器一类的东西的

那么如何培育守法者的守法意识?愚以为，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普法教育，注重送法下基层，尤其要把那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到位，让普通百姓在知法懂法的基础上守法，也就是让民众做到积极守法，而非被动型地消极守法。着眼当下我国实际，法律信仰的形成应率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第一，立良法。有了良法，司法不公，法律信仰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良法，即使司法公正，法律信仰亦是墙上芦苇。毋庸置疑，当下国人法律信仰的缺失与我国立法的错位不无关系。如此日积月累，就必然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然后才能进一步升华为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信仰。

我认为，除继续坚决贯彻宪法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任何个人不得干涉法院审判这个原则规定外，法院和法官一是要把严于律己、拒腐防变、心中有天平作为恪守不移的神圣职责，二是要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公正执法是严格执法的应有之意，因为此处的执法机关不仅仅是指法院的执行庭，更多的是指向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公众将无法判断新闻的真实性，从而减少公众对此类事件的兴趣，相应的也会减少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对执法、司法的监督。

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保留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真实信息，但必须采取符号替代方式对下列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姓名进行匿名处理：（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2）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过于绝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能公开报道其实名，但是对于涉及严重犯罪或者因为其他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的应当除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如果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不以"成年人身份"提起公诉时，法院会要求媒体停止报道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

"未成年人的利益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是压倒一切的吗？真的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压倒一切其他程序公正的标准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犯罪仍然是一种犯罪，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人权，有些是底线人权，如不能被刑讯逼供，但大部分基本人权是与打击犯罪之间平衡的结果，如特殊紧急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就是如此。原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无罪推定 被追诉人 。

40.[加]托比o曼德尔著：《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龚文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但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遵守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格权的保护，媒体一般不对刑事案件审判前的被告人实名报道，而是使用自己的知识去确认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身份并在司法流程和审判的报道中对他们命名。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这些规定之外还有旨在增进审判参加者隐私、尊严和名誉利益的私法救济途径，即民事责任措施作为补充。要么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公开涉罪人员姓名。

特别是其中的的批评权，可以是针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行政处罚方面，可以对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相关管理人员和媒体人员，在相应的行政法规中设置行政处罚。如果私人行为触及了公共利益，该私人案件也许会成为报道的客体。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传统上，英国法院可以在诉讼期间（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发布推迟报道的命令，不允许媒体公开某些案件的全部情况或部分情况（当然包括涉罪人员姓名）。

诸如禁止令、纠正令以及损害赔偿之类通常由民法典或是特别法律规定的救济措施。这一精神体现在宪法和刑事基本法中。

因此，原则18建议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保护隐私的权利，将这些人的身份和他们以前的罪行视为隐私。一、诉讼期间涉罪人员姓名公开是大势所趋 国际准则关于涉罪人员姓名公开的问题的直接规定很少，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的向成员国提出的"第R（2003）13号建议案"，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通过媒体公开信息的建议案》 的"原则8"中指出："提供关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已定罪者或其他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信息应该尊重他们保护隐私的权利。

"可见，我国对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严重犯罪的前科记录并不进行封存。5天期限过了之后，即使其未被逮捕归案，媒体也不能再报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但是一旦记者在公开的场合获得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则允许实名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审判后实名报道涉罪人员可以加强和规范对其刑罚执行的监督。"如果该被告人涉嫌暴力犯罪 ，公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以"成年人身份"起诉未成年被告人，而且即使法院驳回其申请，媒体仍然可以自由报道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除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外，都应当公开进行。

（二）欧盟国家等：禁止实名报道涉罪人员前科 在欧洲，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第R（2003）13号建议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通过媒体公开信息的建议案》"原则18--媒体报道法院判决结束后的情况"指出："为了不妨碍那些已在服刑的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公约第8条规定的保护隐私的权利应包括保护这些人在法院判决结束后与其先前罪行有关的身份的权利，除非他们已明确同意公开其身份或他们之前的罪行也是公众再次关注的对象或已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这一原则在《美国联邦司法部执法机关与媒体关系指南》中有很好的体现，该指南第1-7.520条要求警察和检察机关在调查和起诉中"向媒体发布刑事或者民事信息"以实现信息公开，规定"根据法律、法庭规则、和该指南，司法部的工作人员应当将以下刑事案件的信息公布：被告人的名字、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类似背景信息。

同时，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媒体在美国号称是"第四权"，除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外，几乎可以监督和报道政府的所有行为。

1992年，联邦调查局修改了应当录入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的信息范围，允许载入未成年人犯罪历史记录，但这些犯罪记录限于"严重或重大的少年犯罪记录"。而这两类责任在民法领域已经有很成熟的规则，只需要我们在相关法律中对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性质予以确认即可。

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整体上社会危害性不大，不需要刑法进行调整。应当谨慎确立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行为责任。（3）防止误导公众的行为以及某个人或组织的声明。应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或其他弱势群体，以及受害人、证人和嫌疑犯、被告及已定罪者的家属。

另外，可以通过新闻行业协会规定一些内部处罚规则，包括：要求相关媒体停止公开涉罪人员姓名。只有保持这样小的不平衡，才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大平衡。

且在涉及16岁以下儿童的案件，编辑必须证明存在特殊的、超越通常为最高利益的儿童利益的公共利益。"该条虽然没有说明公安机关是否可以报道嫌疑人姓名，但在涉及该类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是会公布犯罪嫌疑人姓名的。

如果涉嫌的犯罪本身很严重或者犯罪嫌疑人是公众人物，那么公众的知情权就优于嫌疑人的匿名利益。我国涉罪人员的刑罚过程中，涉及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这一阶段也需要公众的监督。

各国对涉罪的公众人物和未成年人姓名公开规定了特殊的规则。在美国，犯罪记录可从行政部门的犯罪记录信息库和犯罪档案、法庭和法庭行政办公室以及商业性信息销售商获取。一直以来，美国法庭记录的副本都可以为公众调取和复印。"建议案在原则18 的说明中还指出："司法公正管理的一部分应当是允许那些已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嫌疑人身份的公开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公共利益，如果能够证明社会获得这些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利益所在的话，那么公布这些信息则可能被视为合法的。裁判文书对隐去个人信息的方式也是多重多样的，一些国家仅公开涉罪人员的姓氏，一些国家则以英文字母代替涉罪人员的姓名。

但2012年10月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事件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以及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大决策。更何况，被追诉人一旦在判决中确认是无罪的，也能够通过媒体的宣传予以公开，让公众了解其最终无罪的结果，对以前报道中的犯罪嫌疑予以澄清。

藐视法庭罪的存在常常被视为英美法系典型的特征之一。在德国，为了公众利益或者涉及重大犯罪，媒体报道可以公布被追诉人姓名。